原标题：变格：艺术介入南头古城的实践观察 何柳 时代建筑2023年第4期

  随着“2018年深港城市\ 建筑双城双年展”落脚深圳南头古城，让作为城中村的南头的城市更新2016年以来非常关注。最初由都市实践的研究与策展推动的一系列积极的改造与介入经过不断地拓展，被称为“南头实验”，这成为深圳深入关注“城中村”生存与发展的一种象征，在此影响下，深圳城中村的研究与实践也在不断地迭代。本期邀请专家学者回顾与反思“南头实验”的意义、困境与新的可能性，讨论在“城/村共生”语境下的南头及更多的城中村能否孕育出一种新的代表未来的城市模式？

  孟岩、吴然回顾和反思了“南头实验”的最初目标、意义与新的可能性，指出保留与发展“城/村”类型有助于重建一种历史语境和文化叙事，“南头实验”的核心就是在我们规划的世界之外寻找城市营造的另类原型和路径。黄燊、冯江通过地理环境、形态格局、街坊肌理和建筑物来辨析明清以来南头古城的时间层积和空间演替，认为南头古城的现状是所城、县城、乡社三个时期的叠合，其实质是城村复合的濒海聚落。张宇星、杨晓春、王建明等试图从城市治理视角解析政府引领、多方参与下的南头古城微更新历程，指出城中村微更新的成功与否有赖于高效协同的空间治理架构。张轶伟、王一凡分析了南头古城建筑活化与再生的历程，指出建筑师的介入，不仅发挥了先导作用，同时也是维系社区原真性与内在价值的专业依托。钱源探讨了南头古城保护与更新中基于规划、运营实践的价值判断，指出一种好的城市更新机制，应当抵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政府公共服务价值的平衡态。达丽娅·丽萨雅探讨了南头古城实施保护与利用城市更新策略后，社会人口结构变化的成因和影响机制。何柳回顾了艺术介入的理念与语境变化，审视作为客体的“南头古城”其自身定义，探讨艺术介入城市的动因。范悦、陈珊、张琼试图在梳理深圳高密度城市发展背景下的居住形态演变，并在不同容积率住区居住感知对比基础上，对南头古城社区渐进式的更新模式下产生的多元化居住形态与品质进行探讨。

  深圳南头古城近年来的更新历程，可谓浓缩了当下中国社会与文化语境变迁的多方面想象，也见证了此地社会介入式艺术从无到有的历程。文章从作为艺术介入城市的客体“南头古城”出发，观察其分别被视作“城中村”“古城”和“创意社区”时，如何反向塑造了介入主体的动机和实践过程，并反思如何推动艺术项目更可持续地介入城市空间与社区变革。

  在线年至今的短短数年间，南头古城所见证的变化，可以说浓缩了当下社会与文化语境变迁的多方面想象，也见证了此地社会介入式艺术（Socially Engaged Art）从无到有的历程。在语言学中，词格关系从来并非静态，主谓宾或是主客体间通过词形的变格，形成语义表达上的新意。①

  当艺术介入城市空间时，艺术家成为情景合作者和生产者，他们的作品被重新构造为一个开始和结束不明确的持续或长期项目，而观众被重新定位为共同制作者或参与者，这种项目被认为是社会介入式艺术或社会实践艺术（Social Practice Art）。根据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的定义[1]

  ，在这类项目中，艺术家深入社区，洞察公共空间、日常互动、生活实践和社会意识，最终以集体创作的方式消解个人身份，以创作过程代替对完成作品的唯一考量。艺术介入城市实践经历了从20世纪60年代众多社会运动（女性主义、环保运动、情境主义、行为艺术等）初现端倪，到90年代后实践日益多元化，再到21世纪初逐步形成理论共识的发展轨迹，国外的相关作品始终关注物理空间、社会架构和社群议题，尤其关注对外部产生的变革性问题的思考和质疑。

  1962年，西奥多·W·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发表《关于介入》，是最早关注“艺术介入”的批评家之一，主张艺术应该以其自身的否定性、批判性和模仿性特征反抗异化社会。[2]

  [3]随后，学界对“社会介入性艺术”进行分类和理论梳理，由此也催生出两大批评话语体系——“关系美学”（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holas Bourriaud），1998）和“岐感美学”（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ere），1995）。[4]2006年，毕晓普的《社会转向：参与及其不足》使“社会转向”成为艺术界流行语；随后他又在2012年的编汇《人造地狱：参与式艺术与观看者政治》一书中对“参与”概念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历史梳理，被视为社会介入性艺术研究的里程碑。[5]20世纪同样是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时期，其中“八五新潮”无疑是中国探索当代艺术介入社会的里程碑，它象征着青年艺术家冲破旧有观念和体制束缚，追求个体自由的思潮蜕变。[6]

  [7]此后，许多艺术家延续了这一思潮，也开展了对艺术介入的积极实践。在广东，以广州为中心的珠三角艺术家团体“大尾象工作组” 活跃于20世纪90年代，持续在文化宫、酒吧、大厦地下层和户外等临时空间展出和创作带有独立和半地下性质的展览与作品，并逐步介入地区城市化和消费主义浪潮。[8]

  广州周边丝竹岗、小洲村、黄边、西三等社区，也都持续见证都市空间作为媒介承载个体体验、激发公共表达的传统。李巨川和李郁2010年在武汉发起“每个人的东湖”艺术计划，后续又在2012年和2014年组织后续回合，希望为关注地产开发与自然资源保护之间博弈的人们，以艺术的方式开辟一个创造性地表达意见的平台，利用互联网公开征集艺术家和各类职业人士，作品地点也遍布东湖沿岸所有可免费或自由到达的地区。

  [9]2013年，人类学家马立安在深圳白石洲成立握手302公共艺术空间，并和团队邀请世界各地艺术家、学者来此驻地创作。随后，这里也陆续出现“城中村特工队”（CZC Special Forces）等通过艺术手段来展示城中村价值、激活城中村的民间组织②，而包括坚果兄弟等在内的一批艺术团体也在持续通过艺术介入、公共行动等手法，激发公众对此地作为深圳最大规模城市更新规划中涌现的各类社会问题的思考[10]。总的来看，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艺术介入的地点愈发集中于城市化冲突区域，且实践主体对区域性质的认知，既有对原社会关系网络的反思与情感化表达，亦有对空间、产权和资本关系急剧变化的反思和挑战，而实践主体更是早已不局限于单一的艺术家群体。这种趋势变化，在南头古城保护与更新的过程中得以不同程度地体现——随着不同群体对“南头古城是什么”认知结论的变形，有时在某一层面尤为彰显，而在另一些层面则几乎不可识别。

  通常意义上，在对某一个城市片区或物理地点的认知上，不同群体之间很少出现剧烈的差异。无论是自然资源与风景区，还是桥梁道路等基础设施，亦或高密度、低生活成本的城中村/棚户区，内部或外部视角对其性质、社群关系和成因都有大体一致的共识基础。

  城中村，拥有一个城中村社区自带的声量和水面之下的复杂社会现实，以及艺术介入的机遇。另一种逐渐兴起的声音则将其仅存的点状“古建筑”和九街历史格局认作最重要的片区性质，即“古城”叙事大于生活社区，尤其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的背景之下，这种叙事无疑占据主流背书的天时地利人和。最后，随着改造进程的实质性推进，这一片区也逐步呈现出一直增长的商业、文化气象和创意产业格局，这种认知很快吸引从事机构化而非个人艺术实践的主体，来此寻求更多元的观众群体和实践价值转换的路径。

  首先，南头始终指代着深圳城中村发展视野下的一个特定城市社区和它既存复杂社会关系的总和。它来自土地改革间隙中集体土地产权的变化，又在市场机制的调节下，快速、自发地形成了城市中心一个典型高密度、高流动性的城中村。2017年前后，这里居住着大量的流动务工人员、小商业主、周边学校师生和原住民、老租户，街巷生活便利，烟火气息浓厚。

  基于这一认知，一些艺术家在大型机构或事件化的号召下，寻找独立实践介入的机遇，而他们对城中村社区精神面貌、移民文化和信仰、民俗等艺术化的探讨，也符合传统社区艺术（Community Art）或是社会介入式艺术的定义。无论是在2017年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期间，还是在2021年YAV青年艺术节等维持的时间较长的平台与事件之上，无论是“协商”与“合作”的工作方法，还是其艺术媒介丰富的在地特性（涂鸦、祭拜、福彩、游戏等），都成为这类实践的代表性标签。

  在以南头古城作为主展场的2017年第七届UABB中，策展人侯瀚如设置特别活动板块“群艺馆”，邀请电影、戏剧，舞蹈、摄影、动画等领域艺术家驻入周边居民生活中，策划创作了一系列强调日常性的艺术活动和计划。“城中村片场”由电影人王宏伟集合7位国内知名导演，以城中村为背景创作系列短片。国家大剧院舞美总监高广健创作了《祝您好运！》装置，还有“中国南头彩票”，据说是国内第一个以艺术名义发行的彩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花几块钱买一张，而这次被双年展打扰的村民们每人都会免费派到一份

  （图1）。“公共戏剧工作坊”由国内公共戏剧发起人李凝带领团队在南头驻村一个月，给当地居民带来“一人一故事”“论坛剧场”“家排”“特定场景表演”等众多戏剧工作坊。舞蹈《在城中》是著名舞蹈家施璇、周念念在展前邀请居民共同创作排练并呈现的浸入式舞蹈作品，根据不同空间场地而现场编创，且与观众进行即兴互动。“南头照相馆”则是摄影家杨延康在春景街42号模拟的一间老式照相馆，在展期为周边居民拍摄家谱照片，致敬时代和历史，记录这些小家庭与深圳变迁的故事。

  在UABB落幕三年之后，南头古城运营方与前沿艺穗艺术中心在2021年共同发起了YAV 国际青年艺术平台，旨在发掘、培育、孵化青年艺术家及其作品，以社区场域和公共空间为作品呈现舞台和交流平台。YAV首年度有三个介入式作品提案获得支持并最终创作完成。青年艺术家李娜琪以空间营造为锚点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调研，在古城某楼栋首层闲置空间里还原了“街角客厅”的展览场景——幸运棋牌室，并开发出了一款名为《九街B面》的桌面游戏，通过居民、快递员、清洁工等角色的日常经纬，邀请观众代入体验本地明里暗里的生存逻辑和社会关系（图2、图3）。《方舱2020》则是艺术家炭叹发起的系列作品，是一个不断“生长”的环境剧场/社会介入性表演。它从2020年1月的封城的武汉出发，以另辟蹊径的科幻视角、各类普通人的隔离情境来讨论疫情中人类的现状（图4）。声音漫游体验《从九街出发》则是由艺术团队“毛茸茸有感情的田野（FFF）”创作，用剧情、悬疑、科幻文学的线条勾勒了一场古城迷踪。艺术家在虚构故事里陈述的儿时记忆，事实上来自本地众多居民经历碎片的拼合。观众借助音频的增强现实指引，只身穿梭在古城的大街小巷中，体验现实中难以瞥见的公共情感记忆。

  然而，介入主体的自发性和偶然性，独立创作者始终缺席的态势，也揭示了上述这类艺术实践在地方语境中尚未经历西方语境中的“制度化艺术环境”的现实。在2017年双年展选定南头古城作为展场之前，这个并非寂寂无闻的城中村内，就没有观察到任何艺术介入的痕迹，而梧桐山村、凤凰古村、大芬村等位于城市郊区、性质相似的混合居住村落，都逐步吸引了独立艺术家的自发性活动与驻留。在“深双”落幕至2020年初期改造落成之前的三年中，同样没有个体、团队或机构在南头寻求介入机遇与创作空间。依据相关文献记录，这期间南头的街巷里不乏社会学、比较文化学等领域的国内外学者展开学术研究、田野调查等活动的身影

  ；但对于艺术活动而言，是否缺乏一种更为制度化的推动机制和艺术环境土壤，使得这片丰富的、具备争议性的城市微环境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缺少文化与艺术行为的自由缝隙？对比邻城广州一些类似社区中活跃的艺术介入场景，和它们背后来自机构或民间组织的资金、资源支持以及较低的城市生活成本，南头古城这一段时间的介入式艺术缺位，无疑在暗示更为普遍的艺术实践机制问题：如果我们聚焦城市公共文化政策和行政管理执行，会发现在这一层面一直存在管理较为粗放和过于重视规模化效应等倾向，对于独立的艺术创作项目而言，是否获得这些研究与落地支持的可能性几近为零？同时，以民间基金会和本地艺术机构为代表的支持体系并未在深圳形成如广州或香港那样的根基和本土研究传统，在市场经济如此发达的城市环境中，这一现象是否又值得反思？

  其次，随着更新改造的推进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不断传播渗透，南头古城日益成为了一种历史语境的具体空间投射：“粤港澳历史之源”“1 700年历史”等标签，让作为“古城”的南头出现了以保留或挖掘本地历史背景和文化为出发点、寻求当代艺术媒介的再想象与再传播的艺术实践方式，抑或推进了一种官方公共艺术传统下、面对今天城市与互联网文化环境的介入与创作体制。

  除了聚焦历史背景和文化挖掘与再想象的“同源馆”“南头1820”等常设展馆群之外，各类丰富的艺术节、民艺市集和非遗展览，都试图通过“焕新”“寻迹”“溯源”等语汇，强调和放大南头“旧”的属性。区域城市更新在快速落地的过程中，和历史、非遗、民俗等主题相关的文化艺术活动在南头的公共日历里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南头运营团队始终致力于在重现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挖掘本土文化风俗的同时，以公共艺术活动吸引更多元人群的关注与聚集。首期中山南街开放后，南头陆续迎来丰富的公共文化事件，其中大部分由本地政府主导推动或直接发起，旨在连接民间传统文化与社区，探讨的话题包括历史民俗、创意设计、艺术影像等等，呈现出古今交汇，活力四射的人文场景。南头古城自初步开放以来，先后举办了古城里·创意生活节、香港文创设计IP展、深圳设计周、深港文创设计IP展、 “秋仲秋·城南城”中秋国庆系列活动、“源野集”创意市集、友谊书展、南山戏剧节、深圳湾艺穗节、南头古城城市艺术影像论坛等创意文化活动。2022年2月15日元宵节，受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邀请，国家级非遗项目沙头角鱼灯舞的艺术团队在南头古城街区中巡演，现场人头攒动，大量观众慕名而来，同时沉浸式虚拟直播在全网观看量高达400余万人次。

  而与此同时，事件化、奇观化的短期意志强势介入，和随之而来的村民、居民和游客对这种占据话语主流的历史符号产生的质疑和困惑（与街区实际偏现代的观感不符），又让南头古城作为一个大众化的客体和对象，经历了失语乃至感知的扭曲和错位。

  如果将这些活动、展览和公共事件都视为一类主观能动性很强的大型、短期艺术介入行为，显而易见它们的发起主体都较为单一，性质多为自上而下的组织策划，而自发性的艺术家群体与社区工作者似乎缺位。例如，同是对本地民俗文化进行传播和演绎，九街村（南头古城原名）里的长者、等民间协会却难以拥有公共传播的界面和舞台。

  对比本土化的民间活动，现有的公共活动更聚焦于公共传播效应的目标，具有一定表述习惯、传播渠道和知识门槛的限制性，这些面对特定观众开办的文化活动在联结本地社群方面也因此受限。如果进一步辨析这些活动所关注的领域，和大部分观众对“古城不古”的疑惑，显而易见此类介入行为都会存在对历史缺乏定义、对民俗缺乏考证的表述。回到“创造属于谁的文化”这一命题，南头新旧居民在看似丰富的文化艺术现场，与表演者、传播者和创作者们有着怎样的同频度，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有待观察。

  最后，一种混合面貌的城市新文化社区形态正在成为南头古城新的实质。这个混合了游客、本地居民、创意人、各类花钱的那群人的复合文化商业街区，甚至让客体超越主体成为艺术介入的一种新的必经之路和动作指代：不一样的个体和机构都在这里试图打开新的视窗，探索独立于传统“白盒子”艺术生态之外的多元受众和传播渠道。随着“市级创意产业园”和“十大特色文化街区”等官方引导政策的逐步实施，南头也被认为即将成为类似北京798、上海苏州河沿线工业区或深圳华侨城创意文化园的创意产业聚集区域。S.GDA Gallery、象群艺术空间、the a gallery、ALILI艺术馆等具有官方与产业协会背景的新兴艺术机构，和CABLE、沈丕基工作室（古空间）、古城设计游击队等一批自发进驻的民间艺术机构，两者间体量与声量的悬殊，或许又提示着当下语境的多重悖论，和正在席卷一切的商业社会逻辑。

  成立于2019年的CABLE是位于南头if工厂内的城市文化实验空间，旨在传播城市文化与空间想象，以展览等方式持续关注城市、建筑、人文等相关领域的纪录、研究与实践。CABLE选择聚焦于城市话题，固然与创始人背景有关，但同时也出于回应南头古城复杂城市现实的天然考量，这从空间开放以来的展览与公共活动中亦可见一斑：在2021年真正开始运营后，CABLE通过“洄游，或城市的循环想象”“街道共同体”等自主策划的展览积极推动城市与建筑遗产保护、公共参与设计机制等话题讨论，同时也与外部策展团队合作引入了包括““走向新校园”进行时”“隐匿与觉察”等探讨城市社会议题较强的公益展览。

  由何佩伦、吴永义等南头在地设计师、自由职业者在2023年自发形成的“古城设计游击队”则是一个民间小组和创作网络，当下还处于初创阶段，正在寻求链接到更多对古城社区设计介入有想法的创作者，从更多元的角度去体验和记录古城。⑧

  游击队希望可以形成松散的、区别于正式组织形态的设计师团体，构建出于纯粹创作冲动和想法契合而形成的小圈子。目前他们正在推进的城市拓印工作坊，从构成本地建筑的微观材质视角出发，采集、分析和重构不同时期的物理痕迹，回到南头不为公众所熟知的场所，用触觉和行动进行解读和记录。这样的一个过程形成的场域也短暂地模糊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边界。

  上述长期驻扎南头古城的独立机构和组织，固然在做出持续和有益的尝试，但对比官方或半官方背景推动设立的新兴艺术机构，都面临着资金筹集、在地关系、传播渠道等不同层面的挑战。在笔者的走访调研中，由深圳平面设计协会运营的间有固定运营团队和充足的展览策划资源与支持，并在运营一段时间后增设了新的临街艺术品展示销售空间，扩充了场地类型和传播界面；位于中山南街的ALILI 艺术馆同样有着充分的预算和展期执行“芬兰插画师联展”“新村则人设计作品展”“世界插画大赛获奖作品展”等20余个展览，并即将在西集区域梧桐街18号新近改造完成的独栋建筑内进一步将空间扩充为深圳插画博物馆。

  对于CABLE、沈丕基工作室而言，外部经营性的业务支持着其本地的独立研究、展览和创作；对于未来奇遇而言，社区营造类活动也依赖南头运营的资金和资源支持。面对南头所代表的新兴注意力场景和创意产业相关的观众社群，如果机构化、团队化的艺术介入实践已经困难重重，那么独立艺术家、创作者想在固有艺术市场生态之外直接与非常规艺术观众形成对话，其面临的阻碍无疑更是显著。如何将短期的关注和支持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源网络，如何创造和设计适应各个机构自身特性的良性微循环，是这些机构化艺术介入实践需要始终思考的核心问题。

  相比于解决空间需求、空间正义等问题导向的介入方式，艺术介入具有更细微的颗粒度和不言自明的感染力，也有更多机会产生长期的影响力。南头古城的涵义固然仍在流动变化之中，它作为一个城中村社区的所延续的丰富、独具一格的社会肌理，可以认为是其中有待进一步认知和强化的领域。艺术介入是否应当避免实用主义的动机？艺术介入是否有机会解决城中村环境质量差、无地区特色、缺乏公共意识、审美教育和安全风险隐患的问题？这些反思应当成为考虑“南头古城”名词性质的第一步——城中村作为主格，也就是南头最不容忽视的主体特征，它应当在每一种语境变化中都得到适当的体现。

  笔者认为，艺术介入城市的动机，并非单纯讨论空间美感或公共美育问题，也并非寻求沟通和实现规划者、建筑师和运营方改造方案的“工具化”渠道。许多有一定的影响力、感染力的艺术介入项目往往试图通过在介入城市更新的方式中建立某种命运共同体般的视角，将正在经历变革的城市社区放置到一个更加广阔的视野中，邀请更多同路人一起展开探寻的过程。

  其次，正如我们在南头古城所见的多重现实，辩证性地认识介入行动的对象，即某一城市社区的具体含义，或许是艺术介入方法论（如存在任何方法论）的必要环节。介入对象在实践中被认知为城中村社区、城市化地区还是自然景观、城市基础设施，对于明确艺术介入的诉求——究竟应当建立外来视角的共同体，还是原有社会网络的编织与活化——无疑有助于靠近更有活力的城间和更具本地特质的社会网络。

  ，目前国内公共艺术项目运行仍不具备完备的机制，但所有的环节的运行已初步具有制度化的表现，包括动力/动机、人员结构、程序结构等要素。正如我们从2017年起便在南头古城观察到的平台与支持机制的构建尝试（从双年展到YAV），如能在每一次具体情境中分析创作主体多样性、艺术介入城市的角度、公共艺术项目运行机制中环节缺失等问题，并一直在优化项目从规划、征选、实施到传播环节的执行流程，或许也将激发外部制度环境的逐步提升，从而增进艺术介入城市的空间弹性和可持续性。

  [17]（图片来自：图1：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图2~4：YAV 国际青年艺术平台；图5、6、10、12：南头古城；图7、8：深圳市前沿艺穗艺术中心；图9：CABLE；图11：ACF域图视觉）

  ① 变格（declension）在语言学上是指名词、代词、冠词、形容词为实现特定的语法功能而产生的词形变化。变格反映了词自身的性（阴性、阳性、中性等）、数（单数、双数、复数等）、格（主格、宾格、与格、从格、属格、处格等）及其他语法范畴上的归属。世界上的许多语系都存在变格。

  [2]孙炜炜.从自律到参与——艺术“介入性”的理论演变[J].理论月刊，2022（08）：147-153.

  纸质版完整深度阅读请参见《时代建筑》2023年第4期 城/ 村共生：南头实验及其迭代 何柳《变格：艺术介入南头古城的实践观察》，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2] 黄燊、冯江.海去潮来：南头古城的时间层积与空间演替[J]. 时代建筑，2023（4）：14-22.

  [4] 张轶伟、王一凡.南头古城的再生密码 面向社区赋能的建筑师介入[J]. 时代建筑，2023（4）：30-37.

  [5] 钱源.模式与价值 南头古城更新机制回顾[J]. 时代建筑，2023（4）：38-42.

  [6] [ 摩尔多瓦] 达丽娅 · 丽萨雅.社会人口结构转变视角下的深圳南头古城保护与利用[J]. 时代建筑，2023（4）：43-51.

  [7] 何柳.变格：艺术介入南头古城的实践观察[J]. 时代建筑，2023

  （4）：52-56.[8] 范悦 陈珊 张琼.南头古城作为居住的场所 基于深圳高密度居住形